中国在其他国家搞过租界么？_雷池茶楼_望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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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0/6/17 14: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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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太极斧

晚清时期，中国与西方各国在交战中屡屡处于下风，各地不断出现外国租界。

然而虽然在与欧西列强的交手中屡屡失败，清朝这个老大帝国在东亚内部比较起来仍保有一定的优势。尤其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东亚的主导权尚未易手，大清国仍对外国有一定的影响力。

釜山中国城关公像...

（图片来自@图虫·创意/Vladimir）▼

在各国纷纷在中国开设租界的同时，大清也在朝鲜拥有了自己的租界。

兵变带来的租界

自清朝建立以来，朝鲜半岛一直是清朝的藩属国。这种宗藩关系基本维持了元明以来的中央政权对朝思路：只要半岛当权者名义上臣服于中央王朝，且不叛乱，中央不会直接干涉朝鲜事务，往往由当地政权自行处理，和当时西南地区的土司治理类似。

虽然朝鲜对内是个微缩版的小中华，并且怀念明朝

但只要对外仍表示臣服于大清，也就相安无事

（图片：TONOITOO / Shutterstock）▼

然而1882年的朝鲜壬午兵变发生后，清朝的宗藩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次兵变表面上看是当时的李氏朝鲜内政，但是在兵变发生的过程中，除了清朝军队的参与之外，朝鲜的另一邻居日本也依《江华岛条约》的规定派出了军队前往“协助”。

壬午兵变初期，袭击日军，以及日本使团逃亡

（图片：wikipedia）▼

这让清政府不免产生了警惕。毕竟日本早已在朝鲜取得了租界，之前得势的闵妃集团又仰仗日本推行了一系列开放政策，以往这片不被重视的半岛山地再次进入清朝高层的视野中，对朝政策逐渐由之前的“放任”转变为“牵制”。李鸿章以“正名定分”为由，积极促成《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的签订，规定华人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允许华人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

李鸿章也参与了签订《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

而壬午兵变中，袁世凯崭露头角

包括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

清末实力派的历史任务与朝鲜半岛紧密相连

（图片：wikipedia）▼

这两件事情可以说是建立租界的前提，因为没有土地租赁权的话，租界的地盘就无法存在，而如果没有领事裁判权的话，警察以及各种武装的设立也没有法理基础。

1883年10月，总办朝鲜商务委员的陈树棠抵达汉城（首尔），他表示当务之急除了建立公馆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济物浦（仁川）勘议码头和地界。

要说哪个港口最重要

那当然是汉城的门户-仁川

东南方的釜山也很重要，不过日本人的影响力更大▼

也是在同一月，德兴号事件发生。当时在日本神户经营公兴号大商行的华侨富商准备在釜山开设分号，随后派遣其两位职员（郑氏兄弟）来到日本租界的中央洞开设德兴号（分号），经营杂货贸易。

但是日本领事不许可，要求其搬走店铺，然而兄弟俩人置之不理，继续经营。随后日本领事动员日本商人阻止德兴号开业，事情逐渐闹大了。

陈此时就亲赴釜山调查交涉，结果也是保住了华商的利益，德兴号依然继续开业。但一家小小的商行显然不是事情的关键，它的意义是作为撬动朝鲜态度的杠杆。陈借机强烈要求朝鲜政府要像对日一样，对华也开放商贸地区，划出租界。

现在的釜山中国城就是由釜山清租界发展而来的

（图片来自@Wikipedia）▼

这个要求得到了几乎所有清朝官员的支持，尤其以驻日大使黎庶昌表现最为强烈，他质问道：“朝系我之属邦，岂有为华商而反不得立足之地？”，建议清廷赶快建立清租界，以免日后再发生类似事件。

此时还是藩属国的朝鲜王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最终于1884年开放仁川清租界，1887年开放釜山清租界，1889年开放元山清租界。

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仁川。

仁川港是1883年开港的

清政府不可能不知道港口的重要性

属国的红利，宗主国怎么可能不来分一杯羹

（图片来自@MYUNGKU KIM / Shutterstock.com）▼

仁川清租界

仁川的位置相当重要。正如李鸿章所言：“仁川在朝鲜西境，紧邻渤海，距烟台水程不过一日，距该国王京陆路不及百里，华船前往贩运，必先聚泊仁川。”

陆上入朝鲜已经是上一个时代了

抓住汉城的海上门户才是最要紧的

（底图来自：shutterstock）▼

其实除了租界事件，近几个世纪发生在朝鲜半岛的诸多事件中，仁川都是一个高频词。朝鲜战争期间，有著名的仁川登陆；朴正熙统治韩国期间，有朝鲜刺客经仁川奔袭；今日的韩剧韩影中，必出现仁川机场等等。这是因为仁川是距离汉城（首尔）最近的港口城市，后来又兴建了国际空港，在对外交通上始终是汉城最重要的门户。

仁川国际机场是韩国最大的机场

距离首尔不过48公里

（图片:estherpoon / Shutterstock.com）▼

各项准备稳妥之后，仁川租界的设立动作立即展开。

1883年底，陈树棠与朝鲜统理衙门官员一同前往仁川，议定给清租界的范围，除四周都要留下分界公路外，东至日租界路为界，南至海关地界路为界，西至海为界，北至各国租界路及山上为界。

几天之后，清商务委员与仁川税务司官员前往指定基址，要请石匠刻字，勒石为界。不过在租界名称的命名上，陈树棠犯了难，他在“华商地界”和“大清地界”两者中思考再三，决定采用“华商地界”四字，他认为这样命名可以不沾朝鲜之光，同时也不失上国之体。

仁川租界范围、名称议定后，陈树棠就租界章程一事曾照会朝鲜督办，要求因宗藩关系，清租界的完纳地赋等章程要与其他国家不同。然而朝鲜反对此意见，要求清租界的各项租地纳赋事项不得与其他国家有异。

双方意见的不同，导致租界问题的谈判难以推进，角力的焦点是条约文字上的“与各国不同”的声明，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平地费用、存备金管理权、地契发放权等问题。

最终的谈判结果为，清方在名义问题上予以让步，删除“与各国不同”，而朝方则让出实惠，在存备金管理权和地税征收权上均向清方让步。

就此，在1884年4月2日，《仁川口华商地界章程》双方最终正式签订，标志着大清帝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处租界。

这一年，朝鲜的开化派发动了甲申政变

宣布朝鲜脱离清朝而独立，被袁世凯镇压

此时的朝鲜已是从上到下的反清

导致租界条约签订遭遇到种种阻力

也预示着清政府正在失去对朝的控制

（图片：Percival Lowell/wikipedia）▼

然而《章程》的签订并不代表所有的分歧全部结束，万事大吉，后续的争端还在等着。例如对于清租界平地方面一直就是令双方无法正式达成协议的一件事，最终的解决方法为，由清国自己主持平地工作，不再由朝鲜代理。由于平地办法的更改，《章程》在后来也就此变更新规，随之更改。

拓展租界

租界设立之后，清-朝之间的贸易也在迅速发展，在朝华商也不断增多，因此清方也想试图扩展仁川清租界。《章程》的规定为这一想法提供了便利可操作性的条约依据，就在第一条中明确规定“日后华商驻满，应更扩充地址，待广招来”。

在1886年，华商禀请仁川商务官扩充租界。但扩界一事此时并不是朝鲜单方面说了算，必须走一个象征性的流程，要向“太上皇”袁世凯请示，当然袁世凯也赞同扩界，扩界的地点选在了三里寨地方。

那当然是同意

（图片：Wikipedia）▼

不过像之前签订《章程》的情景一样，此时的朝鲜已经萌生了强烈的自主意识，使得清朝双方围绕三里寨华界拓展的谈判持续非常之久。朝鲜仁川监理对清方拓界一事表现得多有异议，表示拓界这件事情，之前其他租界没有发生过，而且所拓地盘也没有经过朝鲜政府准许，不敢擅自施行。

随即，袁世凯要求朝鲜政府进行拓界，朝方在明面上也表示同意，但过后几日又回绝了清方的提议，理由大体还是原先那一套。

这一下彻底激怒了袁世凯，他随即照会朝鲜，暗示不要因为这种小事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系。在清方强大的压力下，朝鲜方面只能改变态度，将派专员勘测三里寨。然而随后不久，朝鲜方面又一次“反悔”，试图劝说袁世凯另觅他址。

朝鲜之所以反复无常，不想让三里寨成为租界，究其原因还是这里的区位太重要了。这里距离之前的仁川清租界稍远，但是襟山带海，地势较为宽阔，同时又离首都汉城很近，扼守着仁川-汉城之间的重要往来孔道，拱手让给华商于朝鲜利益不合。

左右为难的朝鲜这次选择了三里寨附近另一处空旷地带，推给清方。但袁世凯还是不接受这个建议。

朝鲜最终还是架不住袁世凯的压力，勉强同意了三里寨租界。1887年，双方正式拟定《三里寨扩充华界章程》，得了便宜的清方也做出了一些让步，例如新租界范围缩小以及将来三里寨原住民由于租界建设必须迁移之时给予资助。

仁川清租界就此正式全部定型，然而仁川清租界的性质，并非与当时清朝的外国租界以及朝鲜的其他外国租界完全相同，仍带有之前宗藩关系的色彩。

租界本是名义上的平等国家，在当时的国际法框架下进行的一种实质上的掠夺行为。而大清国本是朝鲜的宗主国，对其全国事务都有名义上的话语权，也学西洋人开设租界，似乎多此一举。

而中国的第一个租界在1845就开始设立了

（图片：Wikipedia）▼

但矛盾的现象总有其原因。当西方外交观念传入东亚，大陆王朝最强的挑战者日本又在勃兴时，传统的中华世界秩序已经无法真正维持旧有的东亚秩序。即使是面子上强硬的大清国，也不得不应用近代西方国际法的规则来维持旧有的关系，一方面劝导朝鲜对外开国，一方面又在宗属原理上套用国际法的宗主国原则，这就造成了当时“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的过渡性局面。

这时中华王朝的国力日渐衰弱

就算是袁世凯称帝后，也要和外国使者谈笑风生

早已失去了对藩属国的控制权

（图片：襄樊一夜/W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