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宝地纱帽山
（谈王瑞二三事）
纱帽山王氏始祖“胜二”公字开远，为避战乱，从元朝由婺源武口迁往望江县清城上乡定居，后又迁至褒隐寺李员外家庄屋‘纱帽山’定居。娶徐氏：生一子“仁淑”长大后娶李员外家小姐为妻，生三子；华卿、华四、华仕。后因丈夫辭世，遗下了寡妇幼子。家中一贫如洗，生活无着落，外甥与母亲只得投靠母舅家，帮母舅家放牛度日。
有一天，长子在山外帮舅家放牛，偶听两个风水先生在那里争论此山风水，一个人说：此山凤形，誉为“凤占鳌头”，下面正风凹阳面有一块风水宝地，若将祖坟葬此，子孙必定发达。另外一位风水先生不信，于是两人相睹，以插黄荆为标，当时六月伏天，黄荆怎可能活。另一个先生说：如果黄荆明天还是活的，那定是宝地。本来谈者无心，听者有意。刚好‘当时在山上的放牛娃’我们的三世祖“华卿”公听在心中，(仁淑公长子)。如是：次日起早放牛就往那边山上赶，果不其然，那黄荆活的鲜滴滴的，毫不枯萎，荒忙作好标记暗号，又连忙转移目标，把那黄荆插往别处山凹。
母亲由于常年拖着衰弱的身体，生活又艰苦，日夜操劳，照顾着三个年纪还小的儿子，又思念亡夫，母亲病倒了，后因药缮无效，在年三十去世了。华卿无奈，只得向母舅相求，讨一块葬父母之墓地。母舅坦然同意说：这周围十里方圆都是我李家之山，任你选择。于是，外甥选择了那块风水先生说的宝地，安葬了父母亲。母舅为了日后子孙有山权之争，提出写张契约作为凭证。可外甥身无分文，不知从何说起？母舅为装潢门面，敷衍其事，命外甥在家养的小鸡抓一只来，另外到山上挑三担牛粪，做为安葬父母亲的墓地山价。却在卖契上写：此山地价金鸡一只，乌金三担。以后若是打起官司，李家要回此山也有此据为证，从此，此山就成了我“王氏”凤栖纱帽山。（“宝地”只是一个传说，李家外甥确实千真万确。）
父母亲安葬后，三世祖挑起了家中重担，又向母舅家讨了几亩田地耕种，一边又帮助母舅家放牛补贴家用，还跟着表兄弟妹们勤奋学习。长大后娶李氏夫人，生子有五，教子课徒；培育子孙，特别四儿子伟四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后又拜师学艺；精通歧黄之术，造福一方百姓，称得上是一方名医，连朝廷都知道了，后于明“永乐”年间，以名医征至南京入太医院。举家迁往南京中新河定居。
纱帽山王氏从此发达。“伟四”生有四子；鼎、顕、旻、景。三子“王旻”明正统戊午科舉人，授保定府訓導官。孙子“王材”弘治乙亥年中“進士”授平樂府知府。四子王景又生四子：瑞、琳、琚、瑯；因子貴贈吏科都給事中。明“正统”十二年丁卯‘1447年’伟四公的夫人丁忧，鼎、顕、旻、景兄弟四人扶灵柩返回家乡望江祖茔守孝。
“王瑞王琚”兄弟相继为明“成化”進士、“王材”明“弘治”進士、“王应佩”清康熙进士。“王琳、王瑯”明成化兄弟；相继入太医院官；“王大玥”清道光兵部主事、太子太傅。这就是纱帽山王氏；一门“四进士”、六“举人”。而不是江心舟他们据有“鸦滩一书”所说：毕寅在连塘城大兴农业，开河灌田。为通知五里外的关马城放马、关马，又在连塘城北门早晚各放三炮，震动“纱帽”。为此，母舅上京见外甥，告毕寅所作所为。谁知外甥见到母舅，却不理不睬，只命家人送碗糊给母舅吃，并令佣人拿链子将母舅捆绑起来，押送回乡。母舅以为外甥恩将仇报，谁知这碗糊是用鲫鱼脑做成，而链子是用乌金做的。其实是外甥隐瞒朝廷，给母舅早以准备好的赏赐，以报母舅大恩。他们没有与我“纱帽山王氏”联系，不知道尊重他人，简直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诬陷在朝命官，污篾我纱帽山王氏“王瑞”是贪官，虽说没有指名、实则指桑骂槐，纯属“莫须有”之说。（注：毕寅是元、明初之人，王瑞是明、中时期之人，完全对不上号，牛头不对马嘴 ）王瑞字良璧望江人：“明成化”中期大臣，景公长子，“瑞”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在家族书院中读书――慈湖书院。于“明天顺”六年科举中举，又于“明成化”‘五年’一四六九年榜，中二甲十六名“进士”后，授任吏科给事中。“宪宗”敕封金匾“正色立朝”他直言敢谏，成化“八年”在文华殿上疏向“宪宗”面奏朝中‘内宠滋甚’，辞气鲠直，宪宗恼怒，同僚都为他战栗，而他却毫无惧色，从容陈述内宠太监专权的危害。又于“成化”‘十五年’一四七九年，“瑞”上疏建议请天下各进表官员，上朝各陈地方利弊，“宪宗”釆纳了，可是当地方官员上朝汇报时，“宪宗”又听信宦官之言，恶其纷扰，甚至杖之。这时湖广、江西等处按察使官员以所部灾伤盗起为由，请求免他们进京朝觐。“瑞”又立即上疏指出，今民饥盗起，皆各地方官不职所致，正当罪以示警，何至故违旧制，使朝觐大典渐至废弛？“宪宗”看了奏疏，便命吏部驳回了湖广，江西按察使请求。成化十七年，“瑞”升任为都给事中后不久，又呈上《揭帖核实疏》，强调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查，不能轻信朝中宦官，呈文所附的“揭帖”材料。建议朝廷对揭帖材料要加以考察核实，对所报失实，弄虚做假者，以严厉惩处，或罢官，或治罪。是年，京城一些营利之徒，弄来许多稀奇古怪的玩物贩卖，官人纷纷争购。“瑞”奏劾，应当严禁。帝于是下令把那些套卖奇货之人都绳之以法。在明代，锦衣卫、东厂、西厂两厂由太监宦官掌权，买卖官职的风气很盛。成化十九年冬，“瑞”带领同僚上朝奏谏，历数官场弊端。只要有钱纳粟就可以做官，根据钱财的多少，就可以做多大的官。以致官场上出现了许多的丑怪现状∶“文职不能文、也可以说不识一丁，武又不能挟一矢”只要上面有人，能交钱财就可以做官。甚至白头骤贵，闲岁频迁，或父子并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甚有军匠逃匿，易姓进身，官吏犯脏，隐罪希宠。一日而数十人得官，一署而数百人寄俸。“瑞”在奏疏中感叹说：“自古以来，有如是之政令否也？逾滥至此，有识寒心”！“宪宗”见疏后颇受感动，越三日，贬李孜省、凌中等四人职，罢黄漾、钱通等九人官。在明代太监专权，洪武十五年开始（公元1382年），随着统治的日益稳定，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铁桶般稳固的江山，朱元璋开始罗织罪名来向自己的功臣集团下手。为了便于操控和指挥，朱元璋将亲军都尉府和仪鸾司一并裁撤，正式设立了在后世颇具盛名的锦衣卫，负责“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等事宜，长官名为锦衣卫指挥使，直接向朱元璋汇报，锦衣卫下面又设置了镇抚司等机构，负责侦查、逮捕、审问等工作。到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登上了皇位，为了监视和打击朝中的反对政治力量，他又将锦衣卫重新恢复。此后锦衣卫的职能和影响不断扩大，不但可以逮捕皇亲国戚和文武大臣，还介入军中，参与搜集军事情报、策反敌对将领等工作。为了在进一步加强皇权，打击反对政治力量的大背景下，东厂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二月正式设立，全名“东缉事厂”，首领由皇帝宠信的宦官‘太监’担任，其官衔全称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或者厂公和督主。
成化二十年，虽然东厂太监尚铭被罢斥，逐出了东厂，臣民大悦。但没有去其党，他的党羽李荣、萧敬乃在留用，将来患犹未可知。“瑞”又上疏奏劾，同僚们为他担心，劝他言语尽量婉和一点，“瑞”说：有利国家与人民，即使遭来横祸，也在所不惜。疏中列举李荣、萧敬、尚铭和汪直结党营私，在地方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敲诈勒索、草菅人命等罪行。申述留用坏人的危害，指出‘天下大事，以从贤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坏之而有余’。
“宪宗”不但不釆纳这篇奏疏，而且很讨厌这位直言敢谏的老谏官。由于当时太监汪直是明宪宗身边的亲信，时隔不久，就把这位敢言的老谏官，调离京机，出任湖广布政司右参议。“瑞”在任谏官十五年，所呈奏疏都有关朝廷大事，屡犯龙颜、怒斥权奸。由于一身正气，那些权奸对他也是无可奈何。在湖广任职三年，尽忠职守，多有建勋，做出了许多有利于国家政绩。后因病，上表辞呈，回归望江故里，卒于家中，葬望江县鸦滩镇褒隐寺凤栖冲月牙山（都谏公私山）午山子向有碑。
“瑞”的《各官朝觐疏》《揭帖核实疏》和《劾李荣萧敬疏》，全部载入了《明史·宪宗录》。《明史·王瑞传》《安庆历代名人》《县地方志》都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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