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湖北F4团队，青史留何名？

短短一个多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从武汉蔓延至全国和境外、国外，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国灾之大、民难之重，多年来前所未有。一定会是中国历史上无法抹去的一页。

巨灾之下，有人坐木盆，寒风中在冰冷的长江上冒险划水，逃到一江之隔的邻省；十几岁的脑瘫少年因父亲被隔离而活活在家中饿死，人间悲剧，莫过于此。

惨重的后果、惨烈的局面！若武汉疫情及时预警、及早控制，可能就是另一种情景。一只蝴蝶，掀起了十二级的狂风暴浪。

迟至最近，湖北省和武汉市四名党政主要领导（F4团队）才陆续接受媒体访谈，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1月31日表示“内疚、愧疚、自责”，“如果早一点决定，早一点采取措施，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会更小”（注意：用的是“更小”一词，意思是现在对全国的影响是小的）。

武汉市长周先旺也接受了中央电视台专访，解释疫情为什么不及时向全国披露、不发预警。

他认为自己没有权力公布，只能上报。他说：“我作为地方政府（领导人），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所以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

他们的苦衷和委屈，应并不全是假的：如果没有上级授权，即使疫情扩大，他们也不能对外公布。

但他们，其实还是有选择余地的，本可以选择在历史上留下他们闪光的名字。

我少年时代，在《小说月报》上读过一篇惊心动魄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作者是河南作家张一弓。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河南粮食亩产放“卫星”，但饥馑千里、饿殍遍野，复员伤残军人、李家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铜钟再三向上级请求救命粮无果，遂私自开仓借粮。

全村父老乡亲活下来了，但他本人却成为“勾结粮站、煽动不明真相群众、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风雪苍茫中，被公安戴上镣铐押走。

李铜钟被带走

李铜钟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英雄，失去了一条腿，回乡当了大队支部书记。但他看不惯公社“带头书记”的浮夸作风，看不惯他“整天都在演戏，给上级演戏”。

李铜钟嘱咐李家寨的干部：“李家寨都是种地户，不是戏班子，咱不要他那花架子、木头刀。”可覆巢之下，焉有安卵？李家寨最终没能逃出这场全国性的大劫难，全村人的口粮被征收走，奄奄待毙，李铜钟拖着7斤半重的假腿，一次又一次去公社求粮。

公社“带头书记”怕向县里要粮会被戴上右倾帽子，李铜钟沉声说道：“你把帽子给我。只要反右倾能反出粮食，反出吃的，这右倾帽子，我戴一万年！”

面临全村五百口被饿死，李铜钟迫于无奈，私自下令开仓借粮五万斤。他对共同出生入死的老战友、粮站主任朱老庆说：

“我要的不是粮食，那是党跟咱鱼水难分的情，是党老老实实，不吹不骗的传统……”

开仓借粮，全村人获救，公安局也来抓李铜钟了，他“平静甚至是友好地自投法网了”，被带走时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大队会计：“记住给双喜哥说，种子得留够。”

李铜钟一家与外村要饭老人

被审讯时，李铜钟伸出带着镣铐的双手，第一句供词是：“田政委，救救农民吧！”第二句、也是最后一句供词是：“政委，快去卧龙坡车站，快！快！”因为还有几个村子里成千上万的村民要外出讨饭。

而他自己，因饥饿和劳累过度，死在审讯中。他幼小孩子的眼泪，滴在31岁父亲的那条假腿上。

党员李铜钟、干部李铜钟、犯人李铜钟，不仅是战场上的英雄，更是国家和人民遭遇巨大灾难下的特殊英雄。

有人说，这只是虚构的小说。不是！在中国，有这样的英雄。

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就是真实的“犯人李铜钟”。

张恺帆(1908—1991)，安徽无为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安徽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张恺帆

1959年，安徽大饥荒，身为副省长的张恺帆虽没有权力遏制住全省的巨大灾难，但他竭尽一己之力，拍板下令解散无为全县六千多个食堂，把农民每人每天应得的100克口粮真正返还到农民手中，遏制住了饿死人情况的恶化。

在“极左”思想和人性良知之间，张恺帆选择了后者。面对抉择，他写下一首诗：

解散食堂后，对奄奄待毙的无为人民，他又“擅自”作出决定：立即停止粮食调出、立即返还农民的自留地、立即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抓紧农作物的种植管理、惩治迫害虐待农民和损公肥私的干部、医治生病挨饿的穷苦百姓……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张恺帆很快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家下放农村，他自己被逮捕，政治上被判了死刑，标签是：“混进党內的阶级异己分子。”

获平反的张恺帆，1991年在合肥病逝，他留遗嘱：丧事概免，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但自发前往殡仪馆为他送行的人，排成了黑压压的长龙。

无为人民把他的骨灰接走，安放在无为最美丽的烈士陵园，他的丰碑，永留于人心。

张恺帆获平反后，与一位年轻同志谈心，谈及当年下令解散公社食堂，他说：“讲不讲真话，是判断一个人人品和党品最重要的标准。”这位年轻同志现已年近八旬，武汉疫情暴发后，他对我说，他对张恺帆的这句话，至今不忘。

中顾委原常委、安徽省委原第一书记张劲夫如此评价他:“恺帆同志是个革命者的材料，不是一个做官者的材料，他也不计较官位，对乌纱无所谓。因此，从不讲做官之道，不会做官，他却是一个真诚的人民公仆。”

为什么“做官者的的材料”和“真诚的人民公仆”两者不能统一呢？湖北F4团队，对这个问题，应是心知肚明的。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处置，在“未经允许披露疫情、却有个人命运的巨大风险”和四平八稳的“未经授权不得披露”之间，他们用行动作出了明确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

古人说：以史为鉴，但人们也说：历史是没有任何教育意义的。所以，有的人，面对超级黑天鹅事件，面对烈火金钢的严峻考验，官帽虽大，却“榨出皮袍下的小来”（鲁迅语）。

一条腿的犯人李铜钟死后，县委书记站在他的遗体前沉痛反思：“为着让活着人们更加聪明起来，为了把人间的事情料理得更好一些，我们这些两条腿的，难道不能把路走得更好些吗？”

F4团队，若知耻，近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