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已圆满落下帷幕。这届艺术节涌现了不少好戏。一台好戏，总能激发起人们一些思考。譬如，望江县黄梅戏研究中心推出的现代黄梅戏《卧牛村的女人》就是如此。
戏曲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说，戏曲的基本功能是什么，中西方的戏剧观自古以来既有相同又有相异。中国戏曲理论的基石，迄今仍然建立在王国维所总结的“以歌舞演故事”的基础上。而西方则奉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为圭臯。王国维先生的戏曲理论既是对明清以前的戏曲实践的总结，也是当下戏曲创作的教科书般的守则。按照王国维的观点，戏曲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但戏曲的本质或者基本功能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是“故事”，遗憾的是，我们有不少的戏把中国戏曲的这一基本原则丢了，连起码的故事都没有讲好。有的试图讲好一个故事，但又不知道该讲什么样的故事。这可能有一半要归咎王老先生了。因为王老先生只解决了“讲故事”的问题，没有解决讲什么样的故事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先生讲得很清楚。他说，戏曲是对生活的“有一定长度的模仿”，也就是告诉我们，戏曲不能复制生活，只能模仿生活，戏曲在生活面前的表现是有限的，生活永远比艺术精彩，这实际上解决了我们戏曲创作上如何将生活的真实上升到“艺术的真实问题”。既是“模仿”，那么，戏曲的功能就是有限的。衡量一台戏的成败优劣，无非有两个标准。第一，这台戏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是有其社会价值的，或者是全社会关注的；第二，这台戏对提出的问题做了如何解答，当然，这个答案可以是多向度的，它还需要观众参与完成。
也许，《卧牛村的女人》从形式上看，还有些不足，譬如，制作不够精致，细节有待推敲，但可喜的是这台戏没有用一个“大牌”，拥有完全的独立的“版权”。其本身的推出，就凸显了黄梅戏的本质，朴素、无华，带着田野的芬芳，带着扑面而来的农村生活气息，它以自己实用而简洁的方式从一个可能被人忽略的角度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并给出了完满的答案。可见，戏曲并非是只有金钱才能浇灌开的花朵，它是用心灵孕育出的奇葩。
从表面看，《卧牛村的女人们》是一曲扶贫题材的戏。但它并非是那种简单的“活报剧”似的图解“扶贫”政策的戏，而是既能较准确地对“扶贫攻坚”工程“模仿”，又能提出和解决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卧牛村的女人们》首先很好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县机关干部肖晓岚到卧牛村挂职“第一书记”，主抓“扶贫”。肖原本出身农村，大学毕业后回到县城工作。她热爱家乡，总想为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出一份力。因此，在上级吹响扶贫攻坚号角时，她不甘心过机关庸碌的生活，主动请缨，下决心为家乡开一扇致富之门。在她挂职的卧牛村，是一个绝大多数是“留守妇女”的村子，主要的经济来源靠这些女人的丈夫挣来的“血汗钱”，村子本身没有经济活力，村子里的女人白天带娃，晚上盼郎，天天交替，月月轮回。要想让卧牛村富起来，必须让女人们立起来。她通过调研，发现这些“留守妇女”在做姑娘时大多有在沿海城市服装厂打工的经历，于是，她克服重重困难，经历打击、误解、反对，却“初心不改”，在村子办起了服装厂，终于把这群“留守妇女”变成了“留守创业”，把“打工经济”变成了“留守经济”，让卧牛村真正走向了脱贫致富的大道。
《卧牛村的女人们》通过这样一个故事，从我市当前农村过分依赖“打工经济”这个角度，尖锐地提出“我们为什么要搞扶贫攻坚”这样一个有针对性的问题，又从如何唤醒“留守妇女”自强自立意识向度合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我们“精准扶贫”给予了很大的启示。
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要一地一策，一村一策，一户一策。而我们安庆地区，要做到这一点，“留守妇女”问题是绕不过的问题。其实，“留守妇女”早就被全社会同情和关注，也有不少戏曲作品表现过这一题材，最典型莫过于湖北荆门花鼓戏《十二月等郎》。这台戏，表现了“留守妇女”在“等郎”归来的日子中的痛苦和辛苦，忍耐和悲伤，盼望和失望，但如何解决“留守妇女”的这些切身问题，仅靠关心、同情和悲悯是永远不够的，要给她们寻找一条出路。仅靠在外打工的男人们的“打工经济”的输入也是不行的，必须要在“造血”上做文章，让“留守妇女”从旷妇怨妇的身份中挣脱出来，从对男人们的物质依赖和精神依赖中解放出来，让她们和丈夫站在一起，让自己的形象和作为发生“涅槃”式的升华。只有把家乡带富了，男人们才会归来，而这批男人自然会成为家乡“脱贫致富的”的中坚力量，再也不会背井离乡了。所以，这就是“扶贫”先从扶志始的真实原因，也是解决“留守妇女”问题的根本出路。这也是这台戏比较圆满地解决了的一个问题。
望江剧团是一个颇具原创力的县级剧团，近些年他们推出的《阿珍》、《鸳鸯壶》、《相知吟》等剧目都在黄梅戏艺术节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我们期望望江剧团不断推出力作，用黄梅戏“讲好中国故事”。（李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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