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普，就是望江普通话。
无论普通话，还是方言，都是表意语言，基质无异，各有固习和严规。
普通话虽说是“普遍、通用”的国语，却是高高在上的语言，是都市人的语言，置身于遥远的农耕文明的乡下人对它既仰视，又排斥。
37年前的一天，村庄里传来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一个在省城上中专的孩子寒假归来，四邻前来看望，问他：“么会子回来的？”
答说：“昨天下午。”
就是这句话，被乡邻们视作“山东驴子学马叫”、“装洋腔”、“撇呔”。
原来，“昨天下午”是城里人的词，乡下人叫“昨日下昼”呢。
村里的闲言，令他的父亲暴跳如雷，他的母亲河东狮吼。
那个春节，村里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 “昨天下午”。可笑不？
这个中专生是我的叔叔。
老实说，那个年代，乡村对泥巴田里走出去的人说普通话总是怀有偏见，就像念了几年书戴个眼镜又回到泥巴田当秀才一样，为人诟病。
如今，外出的人多了，普通话不再被人当作笑话。
每到过年，沪A，粤B，苏C，浙D，一茬一茬的汽车喇叭声，在村庄的热盼中开进满怀心事的小院，一群又一群的乡间椋鸟，从陌生的城市纷纷飞回自己的家园，把大包小包捎给脚下的土地。
归巢的鸟儿，似散落天际的星星，瞬间亮堂各家的院子。他们操的口音一个比一个怪——沈阳上学的孩子，望普里常有“干啥啊”的发问；广东打工的媳妇，望普里多了“有没有搞错”的质疑；西安当老板的儿子，望普里加了“哦，千那”的惊叹。
村庄立时铺满了城市的气息。
在故乡生活几十年，离开母土远走他乡，有两样东西一时半会接受不了：一是语言，二是饮食。这两样东西，表面上看与嘴有关，实则是文化问题——语言、饮食和文化认同。当大脑接受了城里的语言，肠胃接受了外地的饮食，就不会有人担心“你在他乡还好吗”。
一个人融入别人的城市，大抵从语言开始。
在方言土白甚至俚语口头禅横行的乡村，以语言为基础的文化使得许多人在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受尽挫折，最终与城市格格不入。
有这么一个老人，在乡下也是伶牙俐齿的，到了城里的儿子家，不为琐事烦恼迭起，却为说话终日焦灼。媳妇的话，孙子的话，邻居的话，能听懂八九不离十，开口却说不好一二，试了试，舌头在嘴里转了几转，想发出嗞嗞的短音，牙缝里却发出咝咝的长声。
从几百里外来到城市，老人的身体适应了空调，脚步适应了电梯，做饭适应了煤气，就连家乡的两只鸡、几条鱼也适应了阳台。
老人的语言还是离不了乡土。
不识之无的老人，成天像哑巴一样，要么在小区的楼下做着耕种的梦，只要看到空地，就想着种几行韭菜，种一树番茄辣椒，要么在等待中睡去，醒来又趴在阳台张望，直到儿孙的身影出现在她的视线。
一天，老人宣布，我也要学你们说话。
老人拜孙子为师，孙子一个字一个字的教，老人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偶遇狐疑之字，舌头僵硬，想打个马虎眼糊弄过去，孙子很较真，不留言情面地纠正奶奶发音的错误。
孙子让奶奶观察电视里的人说话的口型，试图从唇齿间破译说话的技巧，再以技巧破解普通话的难题。
孩子这一招很高明。
每晚七点，奶奶都要在新闻联播前守半小时，雷打不动。半小时后，倦意袭来，她趴在桌上打盹儿，眼前有两个人影在恍惚，一个是李修平，一个是海霞，她们轻盈的笑，轻盈的说话，她们的样子，晃呀晃的，好像家乡水塘里荡漾的月亮，又亲切，又好看。
恍惚到九点，新闻联播又来了。
李修平和海霞成了奶奶最亲的人。奶奶从她俩的脸上嘴上找到了口、舌、牙、唇等所有器官与“撇呔”的关系，慢慢的，一句在脑子积习了几十年的方言瞬间转化成有表情、有温度、土洋兼顾、形神并举的普通话。
老人乐了。
老人把“撇呔”当成命运最后对自己的恩赐。
从此，菜场里，老人隐去外乡人的口音，一毛一毛地讨价还价，把生活成本控制得低些，再低些。
从此，广场上，一口流利的望普，消除了别人对她的地域歧视，她离开了陈屋檀屋聂屋的生活半径，却融入二号楼五号楼八号楼的朋友圈子。
这是一个乡下老人别开生面的独创。
望普在乡村遍地撒网。不同年代的人，撒网的能力不一样。
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舌头怎么也转不过弯来，望普里百分之八十的成分是“望”，而不是“普”，普通话最多是一顶新帽子，全身还是家乡的粗衣粝布。60年代的人，从小学过一点拼音，“望”和“普”的成分是一半对一半，普通话从帽子延伸到了上衣。70、80年代，不再是师承父母和传统的一代，他们的普通话说得好，普通话像织了一身的外套，基本上罩住方言的长衫，偶尔露一小截，也是“四”和“十”这样的一小块布料。90、00后，是跨文化收集信息的一代，早已华丽转“声”，普通话里听不出一点乡音。
望普，除了年代的痕迹，还有地方特色。
从山乡到圩乡，一湖一山之隔，方言不同，望普的风格也有细微之别，就像田里的庄稼，“地力”不一样，味道也不尽相同。望江后山的人说普通话，多少带着一股子黄土味儿；湖边上的人说普通话，有一股子鱼腥味儿；圩区洲上一带说普通话，容易串台，一会儿“腾乘”（桐城），一会儿“真央”（枞阳），听不出是哪个频道的。
城关的人，从小与电影与广播与诗歌朗诵接触的多，或多或少有亲近普通话之便，不像乡下人一眼望去与普通话举目无亲，毫无依傍，缺少入门凭籍和语言环境。其实，这种自惭行秽的解释过了头。生活是语言之母，乡下的语言要比城里丰富、鲜活得多，乡下人“撇呔”一点儿也不比城里人差。
小时候，乡村公路通往二三十里以外的水乡小镇，镇上的人说话水淋淋的，好有诗意。后来，汽车七拐八扭进了县城，又觉得县城的人说话好听，甜滋滋的，仿佛水淋淋里加了点糖。
班上有个城关的女生，夏天喜欢穿背带裙，上课的时候，总爱用白皙修长的手去拽肩上那两根背带，一弹一松，很多男生的心都乱了。男生们偷偷给她写信，为她作诗，不只是因为她那修饰得白白的手和蓝蓝的背带，还有那软圆温和的声音，燃烧了沉闷的青春。
城关的人常说后山人说话土，话里带土，多半不怀好意，用来嘲讽你：土不拉几，土里土气，土包子。
方言撕碎了自尊。
土包子常坐在家乡的高岭之上，望着天地交界处起伏的群山发呆，梦想有一天，能踏上未知和未来的世界。直到有一天，终于出了远门，发觉外面的世界还有高贵的声音，美如天籁。那高贵便是普通话。
普通话，鲜活了年轻的心。
谁不想高贵呢？
顿悟过后，开始改造祖祖辈辈说了几百年的语言。
望江人说话语速快，嗓门大，表情丰富，与普通话的停顿、快慢、高低的节奏比起来，最难的恐怕是平舌音翘舌音、前鼻后鼻韵母不分。简单的说，有两个毛病：一是前牙咬的紧，老在“资词思”上滑丝，二是后腔收的松，总在“恩门跟”上掉链子。
世上最心塞的是，你本想流利地说话，可嘴不同意，舌头不同意，牙齿不同意，最后，对面的人无奈地摊开双手说“没听懂”。
你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初始，无问东西，不分南北，简单聊几句，方言的杆子搅了普通话的鸡窝，一地鸡毛出卖了你的籍贯。“你是安庆的吧？”人家会习惯地问。
一种方言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一个思想宇宙。真有语言上水土不服的人，语言杂交过程中，怎么撇也撇不像。
若干年前，我认识某支行行长，他说起一则关于望普的故事。
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他，工作辗转安徽多地，仍是一口浓重的乡音。第一次给员工开会，开头是夹生的普通话，大家勉强还能听懂，说着说着，夹杂着许多望江方言，就像马罐煨饭加了几粒绿豆，味道变了。最后，马罐倒了，味全变了，方言替代了普通话。
这是典型的“普头望尾”。
有人递来小纸条，请他说普通话，他吼道：“我说的就是普通话！”台下一片愕然。这位行长很强势，他主持工作三年，最大的收获是全行的人都能听懂望江话。
还有，我前面提到的叔叔，那一年受刺激后，从此告别普通话，后来到了地方工作，更没有机会“撇呔”。 长期不练，望普的水平退步很快，每到合肥出差，语言切换能力之差，令人惊叹。
这时，他会说，我开始说国语啊！
一帮人洗耳恭听。
他开始说了——想着音调，就忘了词；想着词，音错调跑；内容复杂，不知怎么表述；三言两语，又词不达意。一口浓重的乡音，对一帮外地人来说，简直是“鸡同鸭讲”。
管他呢，他哈哈大笑。
一番自嘲过后，他朝我使个眼色，我复述一遍，替他解了围。
相比安庆七县三区，“望普”算是地道的普通话，其水平可以排个第一第二，那些 “怀普”、“桐普”一律得靠边站，他们讲起普通话来，跟含块糖一样秃噜。我有个师兄是桐城人，当年在报社工作，有天开会报选题，他说春节回乡想写个关于“斧头帮”的故事，总编吓坏了，文都桐城怎么还有黑社会？待他把舌头捋直，原来是复读班的故事。
蹩脚的普通话让人不自信，莫不是我们的嘴太小，盛不下普通话，没说几句，方言就外流呢。
并不是。同为乡人，也有普通话说得牢实的。
苗姐退休前是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她最大的爱好是经典诵读。不知是语言天赋，还是下足了工夫，她的咬字，她的发音，丝毫没有泥土味儿鱼腥味儿。许多佳作名篇，她读之字字珠玑，诵之金声玉振，或高昂，或低沉，或明亮，或素雅，或豪壮，或婉约。哪怕一段普通的文字，她读起来口角噙香，你听后犹余音颤袅。
无独有偶，我有个初中同学，酒酣之际，喜欢在家里哼几句悲情戏，或捏着嗓子读一段经典，释放悲苦愁绪，高昂激情之处，起起伏伏，气魄如虹，低婉深沉之时，徐徐疾疾，温凉若水。这望普，若细听还能辨出一两处硬伤，但也是以假乱真，瑕不掩瑜。
家乡人说普通话，或多或少都带点乡音。望普，仿佛土话被风飘雨洗泛了白，多少还带点泥土的痕迹和草木的清香。人不亲话亲，不管什么场合，这些散发着泥土和草木味的望普，让人听起来更亲切，也更自然。
社会的进步，文明的趋同，必然伴随着方言及一部分多样性的没落，乃至消亡，地方话慢慢会退出历史舞台。
所有的方言都是一种情怀，都是一种文化。方言土语是游子联系故乡的情感纽带，望普虽方便交流，连通世界，但荡进心底的，仍是家乡话，“醉里吴音相媚好”，那才是真正的天籁，口一张，就流出来了。
原创作者：吴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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